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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本文就运用这种方法对运动式执法效果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估，虽然这里的分析可能略显粗糙，但却能对运动式执法这种得不偿失的不可持续性起到比较好的说明。

但这有时有可能忽视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法治评估的生成环境及其特殊要求，由此产生诸多法治评估困惑。尤其作为世界专门法治评估的世界正义工程更是如此。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并未正式发布）。其中缘由在于，法治评估及其法治指数并非作为一般法治理论的基础概念，也并非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必然产物，它有其特殊的生成要求与环境。（4）以这些评估机构的章程及其宗旨来看，评估目的是为了推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法治合作与进步。这是早先欧美发达国家某些政府、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希冀法治评估的内在驱动，以此倒逼法治改善、推动法治进步。虽然，自由之家等少数组织存在政府资金支持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这类组织多由民间资金支持。

（3）评估对象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司法，其所存在的实质问题、成因及其解决路径等均大体相同。例如，抗辩式审判可能会逐渐被其他的司法处理方式所取代。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而也正是由于难题的存在，就会为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埋下伏笔，进而影响司法公共性的同时，削弱公共政策司法所可能产生的公共治理意涵。因为正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使得公共政策司法容易受到来自公共政策本身、政策资源、政策环境、政策执行机构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等多种决定性因素或关键性变量的影响，进而造成公共政策司法的不确定性。第二，由于缺乏对法律化后的政策（即法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予以清晰厘定，造成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表现形式难以探明，致使法官在司法裁判中，不仅利用法律政策进行裁判说理时面临依据混乱和说理困难的问题，[31]而且也造成司法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当我们把公共政策引入司法时，不仅要期望通过此来有效地处理掉纠纷，恢复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22]（2）通过对社会效果的夸大性描述，当事人意图将压力从社会效果传递到法律效果上，以期后者能够被改变。

这在基层法院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上体现的最为普遍也最为明显。但是如果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对搭乘人进行赔偿，显然对车辆的相关责任人非常不公平，不利于弘扬助人为乐的美德，也与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及正义精神不符。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交强险政策的司法适用问题。当然，无论是作为裁量基准还是裁判依据，公共政策在司法中都会存在差异化理解与适用的风险，但只要经由裁判的反复实践，就会逐步完成对公共政策司法的差异化认知转向共识性认知，从而确保公共政策司法的内、外部一致性，——尤其是经由法律法规或者司法典型案例确认后的公共政策。

[29]然而公共政策进入司法，不仅会给司法裁判中的事实与规范都注入开放性结构与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双重开放性结构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叠加，更会加剧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进而给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实践带来了的挑战，从而削弱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当然，这里的一致性，就不能再是司法知识意义上的强的一致性（strong consistency），而是一种弱的一致性（weak  consistency）。[81]换言之，虽然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首先意味着在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上，要严格遵循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位阶，依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者意图或者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结实→客观目的解释的方法论选择轨迹。1．当事人之间的公共政策话语资源竞争 当事人之间对于公共政策的话语解释权争夺，是十分激烈的，——实践中甚至会出现就同一问题经由公共政策的差异化理解而提出两种完全矛盾的看法的情况。

三是公正原则，即要秉持司法良知，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25] 另一方面，在与当事人的公共政策话语资源竞争中，法官/法院并非被动者，而同样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以获取资源优势，进而增强司法说理的效果以及裁判的可接受性。

为此，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关于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如何才能实现内心的安宁和幸福这些有关个人心灵的问题，甚至比自由民主、法治这些公共政治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更为直接，更具有某种当下的紧迫感。最为常见的现象，便是裁判文书中往往所称依据有关政策作出裁判，但却并不指明有关政策具体指哪些政策或者哪些规范。

（二）完善公共政策的司法执行机制 在公共政策司法执行活动中，法官/法院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出现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或者法虽有明文规定但却较为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时候，法官以公共政策为准则对案件事实进行取舍或者对裁判结论进行选择的情形。被上诉人称：三、从本案的社会效果看，一审法院判决公平合理，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金城公司只能要求润博公司承担保修责任。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无论是公共政策进入司法、影响裁判，还是通过司法裁判生产公共政策，很多时候，法官/法院其实都是在一种信息不完备的格局中活动的。也即要旨在通过表明这种选择、决定或取向较之于同时存在的其他各种选择、决定或取向皆更为可取来说服对方，让对方信服，[67]或者使比较弱的论点似乎更为强有力。

[45]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21]比如在（2015）聊民一终字第593号。

而这其实意味着，公共政策司法是需要成本的。[17]孔祥俊：《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从实践来看，对于公共政策这一话语资源，不仅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法官之间会就此发生争夺，进而形成优势，占据主动并获得话语权。换言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源，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前提，是要求其必须满足合法性的准则。

[57]因此，对公共政策实施方式以及过程的评估，是及时监控并有效化解公共政策司法风险的一个重要单元。这意味着当公共政策广泛进入司法、影响裁判时，要最大化且最优化地彰显司法的公共治理职能，就必须要在深入贯彻政策的公共意涵、彰显政策司法公共功能的同时，及时评估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并予以及时有效规避，降低或者免除因由法律异化与政策乌龙所带来的司法公共治理能力的削弱。同时，随着基于风险的建议的复杂程度和透明程度的增加，这类建议也越来越不具有终局性。此外，一些国家政策在地方化时，也会遭遇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而制定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而这套准则对其他地方和组织没有效果。

[摘要] 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将公共政策纳入裁判活动之中。因此，要对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行评估，首先就必须要进行内容的合法性评估。

[95][美]罗格·I·鲁茨：《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刘呈芸译，《经济和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也就是说，以可接受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司法论证过程中的以理说服，其对象不再是自己，而是其他主体。

[88]典型例子如（2015）吉行立终字第191号和（2016）桂民申字第413号。因此，要提升公共政策司法的治理能力，就必须要在公共政策司法所开放出的问题里反思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以期更好审视公共政策司法的同时，探索出司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与公共治理的效果。

也即这意味着可接受性它注重的是司法裁判活动中交际的过程，而非交际的产品或目标，并且认为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动的，而非由发话人来主导，听众可参与话语建构，劝说的结果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36][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16]如（2014）兴刑初字第12号、（2015）鄂东宝刑一初字第00189号等。只有在较少的情形下，才表现为一种裁判的依据。

[64]因为从司法的知识立场出发，公共政策司法的基本朝向，乃是追求纠纷的有效化解，也即追求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江河创建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还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回应社会的民意或者舆论呼声，更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95]当然，如果我们把视野放的再宽一些，那么尽管这些保障公共政策司法得以顺利开展的改革措施，看似只是属于公共政策司法的范畴，但它实际上所关联的，又是当下中国整个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之中的司法体制改革。

[38][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而一旦司法成本投入不足，就会导致司法运行的不稳定，形成司法的风险与危机。